Ida 阿露露

自我探索还在前进 .

​生殖生理学的故事(或:那东西)

WinChan:

(转自)冯峰 新浪博客 (2015-04-26 18:21:22)




 


0


 


生殖生理学是研究机体生殖功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传统的概念往往将生殖生理学的内容限定于研究生殖器官各部分的主要功能以及机体对这些功能活动的调节,自然其中会涉及一些生殖内分泌问题,但内容不会太多,因为以生殖过程中的内分泌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常称之为生殖内分泌学,尽管其中也会涉及一些生殖器官的功能问题。无论中外生理学教材中,如果说对生殖生理的内容总会有一定篇幅,那么对性生理的问题大多是略而不提,特别是国内出版的生理学教科书;性与生殖的关系极为密切,作为医学院校的学生不掌握一些应有的性生理知识,无疑是一种缺憾,对学习计划生育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这样。


 


——引自《生殖生理学——普通高等教育计划生育医学专业统编教材》前言


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


 


Bi——这不是英语,是汉语拼音。“波——依,逼。”


 


我的电脑里至今打不出这个字。它是由一个尸体的“尸”字,下面加一个洞穴的“穴”字组成的。它还有另一个写法,一个尸体的“尸”,下面加一个必须的“必”。前一个字是用会意法造字,后一个字是以形声法造字


 


它的发音和逼迫的“逼”是同一个音。


 


教拼音的赵老师带我们拼生字的时候总是先把眼镜向上推一推,然后大声地说:“跟我一起读”


“逼,波——依,逼。预备,起!”


“逼,波——依,逼。”我一边读心里一边想,这女老师流氓呵。


“逼,逼迫的逼。”


“逼,逼迫的逼。”


“别逼我。”


“别逼我。”


“……”


等我听明白了才知道,这个“逼”,不是那个“逼”。


那个“逼”,在学校里老师不教。就是在小说里出现时也经常只是打一个X。我手指着这个X问我的父亲:这是什么字?他告诉我说,这代表是不好的字,是骂人的话。到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位不会说普通话的香港同学趁我不注意时,突然问我:“bi 是什么意西(思)?”,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愣了好一会儿才告诉他:“bi 就是你们见面说的‘嗨’”。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字,大概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听大我四岁的同学讲,然后查字典认识的。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是另一种写法,就是一个“女”字中间加一“点”。那是我在学校的围墙上发现的,大部分时候是跟在“你妈”两个字后面。


 


有郭沫若题字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这个字的——bi, 阴门。开始,我并不知道阴门究竟是哪个门。


 


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字的确切时间,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三岁,也许更早些,但它应该是我最早说出的一批词汇中的一个。那时侯,我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是向人表示愤怒时常用的一个字。


 


常听人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我第一次动手接触到它,是在一个大我三岁的邻家女孩身上。一天,我们学习大人的样子过生活;她做妈妈,我做孩子。我们打针、吃药、做饭,后来她要我吃奶,我说:好。当我正准备进入角色时,她用手指着自己的裤裆对我说:“大人吃奶是吃这里”;于是,她蹲下来给我看她的那个东西。以年龄和身体的比例来看,她的那两片东西实在是太大了些,就好象是一只壁虎的身上长了一颗刚刚剥出壳的豌豆。我用手轻轻地掰开那两片肉,看到有一些白色的、绿色的象小虫儿一样的东西粘在里面慢慢蛹动,就小心翼翼地用一条布手帕将粉红色的两片擦得干净而光滑,然后满意地把它轻轻的合上。


 


晚饭的时候,我问妈妈:“大人吃奶,是吃这里吗?”


“哪儿听来的?胡说八道!”妈妈笑着骂我。


从妈妈的语气中我知道,那个女孩的话是真实的。


 


那年,我应该也有五岁了吧。


 


在我长到差不多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东西不只是用来撒尿和给大人吃奶的。


于是,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邻班的一个小女孩来到了围墙外面的大麦田。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冲着对方笑。接着我脱掉了她的裤子,把我那个只有烟头大小的鸡鸡,放在了她的腿上。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麦田里,一动也不动。


 


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色的麦田里只有我们两个小黑点,天空蓝得象孔雀身上的羽毛。我从她望着天空的眼睛里,看到的满是幸福。


 


后来,我再见到她时,我们依然谁也没有讲话。直到再后来,要升中学时,我离开了那所学校,我们一直没有讲过一句话。


 


2


 


当我可以象大人那样“吃奶”以后,我发现它是人的另一张脸。它和脸孔有着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


   


那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一次,我在和一个女生“吃奶”时,发现她那薄薄的两片唇上有一颗暗红色的小痣在急促地跳动着;正如她脸上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上的那颗同样颜色的小痣,以同样的节奏在跳动着。


这一发现,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此后,我开始尝试拿它和脸孔进行对照。当我在观察一张脸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推测那个暗藏着的另一张脸。能够被证实的,都非常的准确。不能被证实的那些,我也可以肯定:大部分都会相当的精确。


 


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这种能力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怀疑。我甚至相信自己可以凭借一张素不相识照片,来推测这个人的另一张脸;就象公安人员根据目击者的语言描述画影图形一样。当然,这种话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


私下里,我曾经对玛利莲•梦露的照片进行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并根据推测结果画了一张风格严谨的图画。后来,这幅画被纽约的一个老头儿买走了。我一向记不得外国人的名字,但他的名字却很好记——菲利浦•强生。他的名,和我家里用的电灯泡是同一个牌子,他的姓,和我儿子洗完澡用来擦身子的爽身粉是同一个牌子。听一位纽约的朋友说,这老头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私人宅院,上过电视,出过书,里面有自己的私人美术馆。我的那幅画就挂在安迪•沃霍的《玛利莲•梦露》的旁边。我可以想象得出,这样的同一个人的两副脸孔摆在一起是会十分触目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老头自己是住在一个四面透明的小玻璃盒子里(难道是金鱼缸?),多半是我听走了音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份从纽约寄来的礼物——一枚小小的纪念章。我第一眼就认出了纪念章上的小人儿,就是买我画的那个老头儿。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的圆形眼镜,笑眯眯的,头上已经没剩下几根儿毛了。我并不喜欢这枚纪念章,它比我小时侯见过的各式各样的毛主席纪念章要差得多,所以,也就不知道把它丢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听人说,在纽约搞建筑设计的人,胸前都有这枚纪念章。


 


当时我心里就想:他们真的是没见过好东西什么样。


 


3


 


它总是和脸孔保持某种关系。


 


后来我发现,它也不一定是跟人的相貌和性格相一致,有时也会相反。


当然,这种相反依然是一种联系的途径。你会不敢相信,在一个瘦小黝黑的脸孔下面,居然长着一个饱满、肥大的东西,而且出奇地白腻。打开后,是鲜红的。


我喜欢打开它仔细地看,就象是做科研那样。


 


它真的象每一张不同的脸,完整而且个性分明。


有的肥大松软,有的娇小但却结实;有粉红色的,样子很稚嫩,也有黑褐色的,湿润又光滑。有的外形很单纯,隆起的山包的一个坡面由于折叠形成了一个富于变化的缝隙,完整而且强烈,就像是布朗库希的雕塑小稿。也有一些折痕倒并不明显的,两个山坡中间夹着一对微微张开的唇。有的薄,有的厚。


同时,我发现它和食欲的神经总是相沟通着。从它那里,总是会感受到许许多多的吃的东西:熟透了的李子、被蒸得松软和裂开了口的馒头、鲜嫩的百合肉、剥了皮儿的荔枝、切好的三文鱼片、果冻、樱桃、鲜蚝、鲍鱼、蜂蜜、涂满奶油的蛋糕、豆腐脑……。


它还会透过食欲的神经,将你的嗅觉和味觉神经全部打通。


有草莓味儿的、菠萝味儿的、茉莉味儿的、凤梨味儿的、奶油味儿的、魔芋味儿的、山羊味儿的,还有青鱼味儿的、虾酱味儿的、奶酪味儿的、蒜蓉味儿的、蜜糖味儿的;当然,也有一些味道比较特别的。比如:腐乳味儿的和卤鹅味儿的


 


当然,除了这些俗气的欲望,它也直逼着你的纯粹精神领域。


你会由它联想到奥姬芙的画;安藤忠雄[10]的建筑——真言宗本福寺永御堂,俗称莲花庙;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1]的电影;约瑟夫•博伊于斯[12]的雕塑和装置;翁贝尔托•艾柯[13]的符号学小说;马塞尔•杜象[14]的《无花果》[15];伟人的诗句,爱因斯坦,贝多芬,《论语》,维特根斯坦[16],博尔赫斯[17],罗素,冯友兰,利西滕斯坦[18]……,一直想到释迦牟尼和大胡子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


最后,想象力会带着你飘向遥远的江南,落在一个景色优美的山包上,那里就坐落着气势雄伟的中山陵(据说它的平面被吕元直设计成警世钟的样子)。入口处孙文手书两个大字:“博爱”。


 


相信我。真不是顺嘴胡说,确实事出有因。


 


首先,想到奥姬芙的画,是因为她大部分画的内容都是在展示怒放的花朵,而画中的花朵又明显地向人们展示着一种强烈的暗示。


想到安滕中雄的“莲花庙”,是因为整个佛寺建在地下,地面上只是一个椭圆形的池堂,里面开满了莲花;从水池的一边到圆心之间被开了一条缝,这条缝隙,便是通向下面的唯一入口。


至于想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那是因为它的结构、细节,以及它的扑朔迷离和扣人心弦。


想到博伊于斯的雕塑和装置,是因为那肥腻的油脂和神秘夸张的氛围,还有反卷出粉红色边儿的海螺壳。


而想到翁贝尔托•艾柯的小说,是由于它复杂的路径和插在路径旁的引诱的标记。


那么,想到马塞尔•杜象的《无花果》,则是再自然不过了——它直接就是从那里翻制出来的小雕塑。


 


至于伟人的诗句,是较为费解一些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苁蓉/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想到爱因斯坦、贝多芬,除了他们人所共知的伟大,还有,就是他们都顶着一把“乱云飞渡”式的头发。


 


而想到《论语》,是由“先进第十一”中的“吾与点也!”而来的。


想到维特根斯坦,是因为逻辑和语法的距离。想到博尔赫斯,是因为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想到罗素和冯友兰,是因为他们各自手里都拿着一本哲学史(哲学史是最能让人产生冥想的东西,而每一次由哲学史开始的冥想最终都会转到这里来……)。想到释迦牟尼,是因为先想到了侍奉他二十七年的堂弟白饭王次子阿难,和在《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一中对阿难“淫躬抚摩”的摩登伽女[19]。


那么,联想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我想,应该是由他那把杂乱的胡子开始的。


 


至于,最后到了中山陵,则是由坐落在它旁边的另一个小一些的建筑——美龄宫——引起的。美龄宫的平面布局被设计成象一个镶有宝石的项链坠子的图案,可无论你怎么看它都更象是另一个东西——那个我日思夜想的,那个东西。


 


4


 


那个东西是人的另一张面孔。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就象科学家一样,把自己献给了科学研究这项“事业”[20]。


 


小时候,听收音机里说,陈景润为了研究1 2等于几,一边思考,一边走路,没留神一头撞在了电线杆子上。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儿,一时间被传为佳话。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要献身科学的愿望。这种愿望一直左右着我长大成人后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当然,后来我踏上的并不是“科学”的道路,而是另一条,与之背道而弛行的路。所以在我有一天一头撞向电线杆子时,也就自然不是在想1 2等于几了;当然,也不会是1 1,——它比1 2或者1 1要更为复杂些。


 


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怀着这样一种奉献精神去对待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了。


 


那时,我正和另外两个同学在一间离校门口不远的小饭馆里吃饭。突然,一张美丽的脸,从窗前飘过,就象电影银幕上一张美丽的脸正在飘出画面。我和老贺几乎是同时甩掉了筷子冲向门口的。


 


小姐,需要帮忙吧?


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想帮助您……


小姐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坏人。


小姐你看,这是我的学生证,我们专业是“研究结构”,您需要我们的帮助。


小姐,真没别的意思,我们就是太习惯助人为乐了……


小姐站下来,看了一眼学生证,笑了。


 


(她的笑脸,怎么说呢,就象是一朵要开放花,除此之外我真的是想不出别的什么东西来形容了。)


 


原来,她和我们是同行,也是“研究结构”的。来自江南,到这里是为了考察实习,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招待所里。


那天傍晚,我们聚集在老贺那间窄小又肮脏的宿舍里。那是一间利用走廊过道的尽头围建起来的临时住所。总共有四个人——我,老贺,老吴和她。老贺关掉了所有的灯,拿出珍藏的——关键时刻才用上的——蜡烛,点上。然后提议我们每个人讲一段自己初恋的故事。


我当时讲的是这样一段故事: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和我邻桌的女孩儿,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经常在课堂上传递一些小纸条。一次,我们相约去看一场露天电影。等我们到了那,黑压压的人群早已挤得满满的。我们静悄悄地躲在人群的背后。虽然我们根本看不见银幕上的画面,心却依然“嘭嘭”地跳,那是在黑暗中她静悄悄地拉住了我的手。我们通过握着的两只手传递着各自的礼物——一支有红色橡皮头的铅笔和一个转笔刀。突然,挡在前面的身影转了过来,那竟是我们的班主任赵眼镜。我们推开对方,撒腿就跑。片刻间就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第二天,赵眼镜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有些同学思想肮脏。她把“肮脏”两个字说得特别嘹亮,同时雪亮的目光象两把锋利的尖刀,一把插向我,一把插向她。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传纸条了。直到学期尾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明天,我要走了。那天晚上,我偷偷地溜到她家门口,学了两声猫叫,她走出来。我们搁着院门的栏杆,两只手又握在了一起,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了我右手的手背上,最后,泪滴在我的手上慢慢散开。第二天,她就被她的父母带去了一个完全叫不上名字来的遥远的地方。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她的名字叫:胡蝶。自从那天我们分手后,我每天都要溜到她家门前,向里面望一会。六个星期后,另一家人搬了进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右手手背上,粘着她眼泪的地方,不知不觉地浮现出一只蝴蝶的图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曾经试过无数次,都无法将它洗褪一丝一毫。


我把右手伸到蜡烛前。烛光下,那只蝴蝶抖动着翅膀,象是随着烛光波动的节奏在翩翩起舞。直扇得烛头的火苗凭空地飞动[21]。


终于要告别了,她慢慢地站起身来。我说,我们每个人和你跳一支舞,然后再送你回招待所。老贺拧开了收音机,找了一个有音乐的台。我们投硬币决定了谁先和她跳第一支舞。当轮到我搂住她时,我知道那个蝴蝶的故事不仅感动了她也感动了我自己。


可我心里知道,事实并不是那样。算了吧。其实,自从那天之后,我就不再单独和她在一起而是和其他的男孩儿一道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跟在后面喊她,而晚上却悄悄爬到她家对面的房顶上,偷看她写作业,还看见她的妈妈坐在炕头上织毛衣。直到里面关了灯,我才悄悄离开。第二天晚上再爬上她家对面的房顶去看她。就在那些漫长难熬的夜晚,有一天,一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儿来到了她家门前,随着几声猫叫她从家里走出来,他们隔着院门的栏杆亲密地交换着什么东西。那么,是在交换什么东西呢……


 


那天晚上,我趴在她家对面的房顶上,没有风,却浑身上下控制不住地打颤。


 


舞跳完了。我们来到了招待所门前,敲了一会儿,没人开。于是,我们决定从窗子进去。我首先从门上的小天窗爬了进去,老贺和老吴在外面送,我在里面接。当我把她从天窗上抱下来,走到楼梯口时,她哼了一声,就瘫软在我的怀里,嘴唇贴着我耳边说:


 


“你不是要研究我的结构吗?”


 


那声音轻得象飘浮在空中的气泡,但滑过我的耳膜时却在我脑海的山谷里长久地回荡。


 


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塞进了她湿漉漉的内裤,并紧紧地夹住了双腿。等我把她放倒在楼梯上,打开了她下面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两条葱白一样的腿,分成一字,中间那个山包被彻底地敞开,里面一层一层粉红的嫩肉,全部翻了出来,活象一朵盛开的大牡丹。


 


关于牡丹,蒋大为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身影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啊,啊——牡丹,啊,啊——牡丹,你把美丽带给人间。你把美丽——带给——人——间……


 


蒋大为还有另一首歌,是唱“桃花盛开的”。


 


5


 


它里面的结构相当复杂,并且藏着许多东西。


 


一位商学院的朋友曾经神秘地告诉我:“那里面有一个世界。”我相信他的话,我就曾经亲眼见过一只巨大八爪鱼在里面一闪而过。


 


6


 


犹如每一张脸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一样,每一个屁股也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相信我,一个屁股,一个世界。


 


7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一种想法:只做科学研究,不谈个人感情。那时,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事业”了。从不说:我爱。


 


但她并不这样看待。就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她的下面津津乐道深入探索研究的时候,她却对我说,她更喜欢我脑子里的东西。


 


那时我还很年青。我认为她的话太幼稚——当她问我,你爱我吗?——那时候,我太年青,并不知道什么是爱。那时我总觉得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冲动。我什么也没对她说,双手翻腾着,嘴唇绷得紧紧的,什么也没说。那时侯我真诚得近乎冷酷。当另一个女孩对我说,我每翻动一下,她就感觉到多一分幸福。


她说:“我爱你,你知道吗?”


听了这句话,我的手停了下来,把头从她的两腿之间抬起来,就象右眼眶上夹着放大镜呆呆地望着她,一动不动。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转身就跑。


 


那时候,我实在太年青。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类问题。


 


后来,有一位朋友,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愣了很久,还是无法回答他。我知道在我这个只有柚子大小的脑袋里,长着一对蜗牛一样的触角,所以,根本无法就他的提问给予一个准确而具有概括性的回答。


尽管如此,当时在我的脑子里其实也并非真的完全是一片空白,当我听到“理想”二字时,有一个画面在眼前闪过,但理智走出来,把它揉成一团,狠狠地压进我的潜意识的第十八层的第六段……。


“理想”这两个字,就象一把钥匙。它会轻而易举地将那个画面从我的潜意识的第十八层,第六段里释放出来——那个画面是这样的:我生活在一个满屋子都是那东西的房子里。伸手进口袋,里面有一个,打开抽屉,里面有一个,电视里的早间新闻中间,插播一个镜头,报纸中缝广告栏里,有一张照片,喝水的杯子是一个,吃饭的碗是一个,沙发是一个,床是一个,坐便马桶是一个,脚上穿的软拖鞋也是一个……。


当然,我也并不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


我也有伟大的理想,那种可以在大庭广众公开声明的理想: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私下里曾经算过一比账,现在全世界是每四个人里有一个中国人,只要我们稍做努力,到下个世纪就可以做到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达到尼克松所说的“不战而胜”的境地了。到那时,全世界的人都在学说普通话,中国人再也不会找不到工作,实在走投无路,就去美国随便找间学校教汉语;到那时,满大街的洋鬼子手里攥着美金追着我们的屁股问:“有没有人民币,有没有人民币。”直逼得我们集体在汗衫上印一行字:没有人民币!到那时,如果有人胆敢走进麦当劳说:“请给我一个巨无霸”,就会有服务员用鄙夷的口吻对他说:“这儿是麦当劳——我们只有水饺和面条。”[22]


 


唱: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


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自豪地


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八十


年代的新——一——辈……


唱归唱,做归做。还是得从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首先干起。


 


就在我小学即将升入二年级的时候,一位同学的哥哥的话,打破了我对它一直以来的美好想象。却因此让我明确了它的用途。那天,他带领我们一帮十几个小孩去一个有大堤的水库游泳。当大家一起光着屁股从水里跑到岸上晒太阳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位哥哥的身上,大家以极其羡慕的目光望着他的两腿之间,因为在他那光溜溜的两腿之间有一个胡萝卜一样的东西指向前方。我们十几个小孩围成了一圈,认真地欣赏着这位哥哥的表演,他的手在胡萝卜上搓了一阵子,那东西猛然喷出了一股白烟——就象是国产电影里国民党的大炮在轰炸我军无名高地。那位哥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华”。中华郑重地告诉我们,这东西叫精子,是用来生小孩的。


 


“只要把这东西放进女人的下面,小孩就会从那里生出来的。”


 


至于怎么放进去,他没说。但他的话却让我足足思想了三个星期得不到结果,最后只好把这三个星期的烦恼全部推给了爸爸妈妈: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跟我说就做了,事先也没和我商量一下。刚踏进家门口,正看见爸爸妈妈在吵架,又是拍桌子又是瞪眼睛。于是喝了声:“看看你们,象什么话,哪还象个大人的样儿。”他们显然是被我的话镇住了,停下来,愣愣地望着我,没说话。我转身大摇大摆地离去,临出家门时扔给了他们一句两斤重的话:“想生谁就生谁!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后来,我的儿子出生时,我也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那时我已经明白,这件事儿没办法事先打招呼。


 


算了,反正都不是故意的。


 


在我长到十三岁的时候,也有了一个象胡萝卜一样的东西,也经常指着前方,也能喷出“白烟”,只是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象鼻涕一样的,黏糊糊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小孩的?


一位佛界的高僧对我说过:“你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悟性的。”


至今,我仍然无法领会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究竟是指我的“感悟能力”,还是指要我“觉悟——本性”;是“悟,性”,还是“悟性”;这句话中的“性”,究竟是指向途径,还是指向目的?


 


 我曾经在我的一本书的《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生活中,遇到过很多光彩夺目的女人,她们的脸孔,她们


的一举一动,毫不含糊地印在我这个只有柚子大小的脑子里。就象是一个档


案柜,或者是一个相片夹;在我经意和不经意时会将它打开。她们是我生命


中一盏盏指路的灯,一颗颗启明的星斗,没有她们,我的生命将黯然失色。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三联书店,北京,1992)第二部分,


第十一段,第310页,第5行的一个括号里写着这样一句话:意义即用途。在


我的脑子里也有括号框着一句话:意义即回忆……然而,回忆还不就是包括


面孔、日期、香水等词语的字典吗。”[23]


 


可惜这本书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于是,我的这段话——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也就毫无意义了;“用途”没有所用,“记忆”也早已被小说化了,根本就没“意义”什么事儿。但是他临终之前说的那句话,却明显地带有个人化地在暗示着我的书——“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另一句暗示我的书的临终遗言,是明末文人金圣叹被旗人砍头时说的:“有一句话,我真不忍心把它带走:‘豆腐干就花生米,能吃出烤鸭的味道来。’”


 


8


 


“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书上一直这么说。可有人却告诉我:“艺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我差点儿就相信了他说的话。


 


在我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不是,使我终于有机会圆我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想,我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一下我的专业,我是搞计划生育研究工作的。因此,我的这本书注定是严肃而枯燥的。但在2001年的时候,却有一位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的一个大三的学生,叫王晓亮的人,偷了我的书。


 


他是从哈建那里得到我的书的。


 


那时侯,哈建的名字并不叫哈建,而是叫:冯坤。他当时正在为卫生部编一本小刊物,名字就叫作《卫》。而我当时的书稿就发表在《卫》的第二期上。至于王晓亮是如何认识哈建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通过蒋志的介绍。就像我认识哈建是通过胡昉的介绍一样。


 


王晓亮拿到了我的书稿后,就以王卡拉的名义把它发表在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上面了。并且把我的书稿的名字改成了《下流之作》,还在名字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注明了“小说”两个字。然而,对我书稿的内容却是只字未改。


我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是拿我的书当成黄色小说看了。


于是,我和我的研究生一起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网上搜索“王晓亮”和他的《下流之作》。最后,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两个“王晓亮”上:一个是《新京报》的记者;另一个是被一位叫秦客的诗人评论的文学青年。而这两个“王晓亮”又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找到了凌越。他在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正在警官学校的顶楼为30多位法医作关于如何进行尸体解剖作讲解。我从和他接通的电话里隐约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的气味。凌越建议我找巴桥。他说,巴桥就在《新京报》的卫生版作编辑。


“他知道你,他也在《卫》上发表过论文。跟你是同一期。”


没过多久,巴桥让一个叫张宏的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新京报》的“王晓亮”是个女的。


我们只有把线索放在秦客的“关于中篇小说《下流之作》”的评论文章上来。文章中提到的“王晓亮”又有另一个名字,叫:王歪。我们顺着“王歪”的名字找到了他的博客地址。看到他的博客,我基本可以确认就是他了。他的博客上有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在一个荒凉的屋顶上,他的双手抱在胸前,一副空洞而不平静的脸的上方悬挂着一个红色的大胸罩。当我的眼睛和他那似乎冲着镜头的迷茫而轻佻的目光相遇时,我的心里一下子涌出了无尽的怜悯之情。这怜悯打消了我之前所有想要就此事诉诸法律的念头。


 


最后我在他的博客上留下了一段话。我对他说:“……可怜的孩子,回家去看点儿别的什么小说吧,别把时间浪费在我的书上。我必须对你说,我的专业是计划生育。记住,那是‘科学’”。


 


也许我应该感谢这个人,如果不是这个人,也许这本书的书稿几年后已经被烦琐而密集的生活事物消磨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1998年底或翌年初,也就是在我儿子出生一年半之后开始写这本书的。现在是2006年春,这项工作几乎没有进展,因为总有完成在我看来是更为急迫的任务而将此事搁置一旁。在此期间我有四部专业教材问世,还有一家时装公司——1999年或2000年开业,到今天究竟有多少家专营店在经销这个品牌的服装,我已经记不清了。听别人说,只要是够得上县一级的城市就有我的服装和皮鞋品牌的专卖店。所以欧盟关于限制中国服装和皮鞋进口的官司我是很关心的,那基本上就是在跟我打的。我的品牌并不难找,只要有麦当劳的地方就有我的服装店。它就在麦当劳的旁边。当然,许多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在一夜之间我的服装店被替换了招牌,换成了有李小龙形象的一家中式快餐店。而那个招牌上斜着眼睛看人的李小龙,目光望去的地方正是旁边的麦当劳——也许与四部专业教材的问世有关,我被一所在国内颇为知名大学的聘为计划生育系教授,行政职务为系主任,副处级(相当与县团级,也就是说在民间跟县长同级,在军队跟团长同级。)组织教学工作;申报科研课题。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从我开始拟就本书的卷首语(Bi——这不是英语,是汉语拼音。“波——依,逼”。)到现在已将近七年,我的那些看法已经有所改变,原先的设想可能已被打乱,有些情况甚至已完全相反;然而,那些根深蒂固的、烦人的、可能是徒劳无益的问题其实依然存在……趁为时不算太晚,为了善始善终,让我们在作一番尝试吧![24]


 


那时,我在一所大学做教授,教计划生育的。


我通过我的影响和权力在全院的科研经费中弄到了一笔数目,同时也得到了一项复杂的研究课题。


 


课题的题目是这样的:关于女性生殖器的用途的分类。


 


在我看来,这个题目明显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生殖器”这一名称,本身就已经界定了它的用途只有一个,那就是繁殖;而“分类”却意味着它具有多重的用途,也就是围绕着多重的目的而产生的多重的“意义” 。而“生殖器”--这一称谓毫无疑问防碍了对象本身关于的“意义”的拓展。当然,我在课题报告上不得不使用这个称谓,但在私底下,我更愿意使用“bi”这个词来作为对对象的称谓。它比“生殖器”要好的多,它所包含的意义要更为复杂:它有戏谑的成份,有娱乐的成份,也有污辱的成份,或者某种隐秘和亲昵的成份,它几乎包容了人类所有的复杂的感情因素。与“生殖器”一词相比,它更具有人性色彩,更少功利因素。


 


在一次盛大而繁忙的国际学术大会上,坐在我旁边的阿维纳姆•诺姆•乔姆斯基[25]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发言:“如此这般的措辞法之所以被需要,只是因为有些人要用这些措辞来给某些事命名,同时又不唤起对这些事的真实记忆。”


 


的确,“生殖器”一词掩盖了我们记忆中“欢娱”和“羞耻”的那一部分,而将人们引向了单调的“繁殖”的那一部分。自然,“繁殖”也是它的用途之一,而且是较为原始的那一部分,但,那决不是它的全部。随着计划生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就更加不是了。在整个使用过程中,繁殖的用途只占了其中的一次。也就是说,在几千分之一至几万分之一之间。假如有人想增加一次,他就不得不准备承受来自国策方面的惩罚。


 


另外,在我们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人——就像我的一位建筑系的朋友——她决定在她的一生中不繁衍,那么我们还可以把她的那个东西称做:“生殖器”吗?


 


“可是,如果我们不叫它‘生殖器’,那该如何定义它呢?”我的助手问到。


 


简单的来说,它是一块肉;复杂的来说,它是世界的本原。


 


眼前的这个物质世界只是它的表象,就像我们在电视机里看到的山山水水和花鸟鱼虫一样。它,才是世界的真实本原。如果没有它,就没有了生命的个体;没有生命个体,眼前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无法得以呈现。一个不曾被呈现出来的世界,还是被我们称之为“世界”的那个东西吗?


 


9


 


显然,我已经老了。


 


那个两天用掉一打避孕套的年青人已离我而去,甚至我已经望不见他远去的背影了。我站在书房的窗前,站在我办公室朝向南面的窗口前,透过一片绿色的树梢,可以望见一栋红砖砌成的旧房子最顶上的两层。那里就是当年的学生宿舍。


那天,宿舍的门紧闭着,门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


 


里面正在做爱,请勿打扰。谢谢!


 


从里面传出的阵阵尖叫声和欢笑声告诉经过的人们,那里正在发生着一个年轻而又健康的美丽故事。


那时,我就是那个执著的大学生——当然,我也曾经是那个狡猾而老迈的负责计划生育专业的教授兼旁观者——那个希望从事我现在的工作的,有理想的大学生。我想他大概无法猜到,我从来就没有对我现在的工作产生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兴趣,那只是工作而已,那里只有疲惫和乏味。


 


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清醒一阵子。


 


就象路易斯•布努艾尔说的那样:“只有当记忆开始丧失,哪怕只是一点一点地丧失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全部的生活都是由记忆构成的。没有记忆的生活不算生活,正如没有表达力的智慧不能称之为智慧一样。记忆是我们的内聚力,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的确是老了,老得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老了。不过没关系。在我不能做这件事儿时,我还可以写这件事儿。通过写这件事,使我即回忆它,又创造它。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升华”。


 


记忆不断被想象和梦幻侵扰,既然存在一种把想象误为现实的倾向,我们终究难免把我们的诺言制造成事实。[26]


 


在我看来,我比以前更“风流”了。只不过这种“风流”变得有点儿抽象罢了。但有一点,是我至今不曾改变的:我从来不谈“爱情”。


 


 


爱情,是文学的事;而我们已走向了科学。


 


 


(原文首次发表于2000年《倾向》第十三期。2001年发表于《卫》,之后,被王晓亮(王歪)抄袭发在网上。2008年收录入《盛宴:冯峰1993-2008作品》,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意,“武”、“信”是也。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在外国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福楼拜1857年问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第45页(即:第一部,6小节8段)中,有一个类似的句子:“……在铁青色的水面上有一些零零落落的白点子,这是正在游动的天鹅。”


 


 Marilyn Monroe,1926-1962 好莱坞明星。


 


 Philip Johnson,1906-2005美国建筑设计师。


 


 Andy Warhol ,1928-1987 美国艺术家,60年代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


 


 后来,我在一本《THE GLASS HOUSE》的书里见到了这个“玻璃盒子”,也见到了我那幅关于玛丽莲·梦露的另一张脸的图画,它被端正地挂在安迪·沃霍的《玛利莲·梦露》的左边。


 


 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 罗马尼亚雕塑家。


 


 我常常这样想:假如,有人把每个女人阴道分泌物的气味儿,制成各种不同气味的香水,是否会让这个世界充满想象力呢?在十九世纪,巴尔干地区的妇女就发现了阴道气味的巨大魔力。谁家的小孩儿要出门时,为了躲避鬼怪邪气,当妈妈的就会掀起裙子,把手伸进自己的裤裆里揉搓,然后用那只手去抚摸孩子的脸。让孩子带着阴道的气味儿上路是安全的。另外,谁家的妻子如果想让自己的男人永远不变心,就会把活着的小鱼塞进自己的阴道里,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晨再把死去的小鱼拿出来,碾成粉,拌在咖啡里,给自己的男人当早餐喝。当地的人相信,如果男人喝了这杯咖啡,他就永远都不会抛弃她。其实,在中国那东西也很厉害。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清军敌不过洋枪,就试过请来一些妓女在阵前撩起裙子岔开大腿,把那东西对准洋鬼子的枪;当时还真就有枪死了火的。(关于巴尔干习俗内容请参阅Marina Abramovic的短片《Balkan Erotio Epic》)


 


 O’Keeffe Georgia, 1887-1986 美国女画家。


 


[10] 安藤忠雄 1941-,日本建筑师。


 


[11] Alfred Hitchcock, 1899-1980 美国电影导演。


 


[12] Joseph Beuys, 1921-1986 德国艺术家。


 


[13] Umberto Eco, 1932-,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小说家与符号学家。


 


[14] Marcel Duchamp,1887-1968 法国艺术家。


 


[15] 直接从女性生殖器上翻制出来的小雕塑。创作于1950年,9x14x12.5cm。


 


[16]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奥地利哲学家。


 


[17] 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 阿根廷文学家。


 


[18] Loy Lichtenstein,1923-,美国艺术家。


 


[19] “……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诃须菩提,及大迦叶,为阿罗汉,心不均平。钦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疑谤。经彼城隍,徐步郭门。严整威仪,肃恭斋法。尔时阿难,因乞食次,经历淫室,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摄入淫席。淫躬抚摩,将毁戒体。”摘自《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一,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


 


[20] 显然,我对科学事业的坚定的信念与我的相貌有关。我小的时候,有一只眼“斗鸡”(医生们称它为斜视)。那眼神儿,就像萨特一样。不同的是,萨特是一只眼向外,而我是一只眼朝里。因此,他的样子有一种灵魂游历在外的费解和思索的状态,而我则有一种将世界尽收眼底的自信而偏执的神情。其实两者都与性格无关,纯粹是眼神儿给人造成的视觉印象罢了。“斗鸡眼”给我带来的影响有两种:一是眼神儿总有点儿怪,二是看东西有重影——就是明明一个东西却看成两个。这倒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大不了的麻烦,却无意间让我从此拥有了一种积极而快乐的世界观。就因为看什么东西都是两个。明明手里拿一个苹果,看成是两个。摸一个乳房也以为是摸了两个。明明取了一个老婆,可眼前总是俩老婆。所以,我的心里总是深深地藏着一种明明占了便宜却从没被人发现的感觉。嘴上不说,心里却动不动就泛起一阵一阵的喜悦和幸福感,别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我想,如果生产这么一种“斗鸡”眼镜,也许对患抑郁症的人会有所帮助。我抱着一种与大多数人分享幸福的想法,跟大学城的精神分析学科的系主任谈了我的设想和计划。他不相信我的建议,他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我眼中的世界。多么可怜的人啊,如果他也是个“斗鸡眼”该有多好啊。


当然了,我也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失望。这个世界并不美满,这我是知道的。


[21] [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


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作者王和卿,元代大名(今河北)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是关汉卿的挚友。钟嗣成《录鬼薄》将其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称其为“大学士”。今人或以为王和卿即汴梁通许县令王鼎,任敏中先生亦将王和卿作品系于王鼎名下(见《元曲三百首》)。据《危太朴文续集》卷四中《故承事郎汴梁通许县尹王公墓碣铭》勒:王鼎,字和卿,生于壬寅岁九月(1242),卒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08)。而《辍耕录》则记载有王和卿与关汉卿同时,王卒后,关氏前往吊唁之事。关汉卿当卒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之前,由此可知,通许县令王鼎与元散曲家王和卿并非一人。


朱权《太和正音谱》称王和卿“词林之英烈也”,据陶宗仪《辍耕录》载:“大名王和卿,滑稽佻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云,由是其名益重”。还说:“时有关汉卿者,亦高才风流人也。王常以讥谑加之,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辍耕录》卷二十三)。后来的《太平乐府》、《徐氏笔精》、《尧山堂外记》、《方诸馆曲律》、《北宫词纪》均有记载。其现存散曲《大鱼》、《咏大蝴蝶》、《长毛小狗》、《绿毛龟》、《胖夫妻》、《偷情为获》、《王大姐浴房内吃打》、《胖妓》等。


王和卿的散曲作品,今存小令二十一首,套数一首,残套二篇,均见《全元散曲》。


[22] 7年前,我写下这样的句子时,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就在前几天,我走过昌岗路的位于海猪购物中心的麦当劳,抬头望去,招牌已经换成了“面条大王”。只是红黄的颜色没有变,另外,坐在门口的麦当劳叔叔被换成了一个蹲着吃面条的陕北老农。


也许事情才刚刚开始。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原来麦当劳的红黄颜色竟和中国国旗的颜色是如此地合拍,以至于几乎不用重新装修,换个招牌就可以开业了。


[23]“然而,回忆还不就是包括面孔、日期、香水等词语的字典吗。”引自小说《跳房子》“在那边”,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1996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4] 整段参照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重现的镜子》第一段而写,北岳出版社1993年出版。


 


[25] Chomsk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


 


[26] 引自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的回忆录《我最后的叹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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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da 阿露露WinChan 转载了此文字